又一名日本间谍被逮捕谨记自九

以史为鉴,勿忘国耻

筑我国安,砥砺前行

----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十六周年

近日,据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日本籍人员樋口健,因涉嫌从事对华间谍情报活动被大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于九月十八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在九一八事变这样敏感的日子,又有一名日本籍间谍被逮捕!而仅仅近两年,已有超过12名日本籍间谍被捕,而他们从事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因在华进行非法测绘。

有专家指出,现代的信息化战争,主要是以远程精确摧毁为主,需要精确定位。尽管如今各种卫星地图,能够清晰得看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若要对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缺少一个高度精确的坐标是不行的。然而日本间谍这些年在华进行间谍活动,正是以非法精确测绘为主!联想到专家的话,这不由得让人不寒而栗。日本究竟想要干什么?

樋口健的被捕,让笔者联想到八十六前发生的一起“中村震太郎间谍案”。当年的案子同样也是一件非法测绘的间谍案,然而该案的结果却曲折离奇,让人感到十分痛心,并且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八十六前的东北,回到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

一、奇怪的农业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沿县道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察尔森,时隶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所谓“屯垦军”(与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相似),是少帅张学良于年将炮兵缩编后改编而成的,其任务是“屯垦殖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年6月25日的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安徽人)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报告给了时任屯垦三团少校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解放后曾任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董昆吾代理团长职务。

这个董平舆来头可不小,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本人于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他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于是董平舆到操场以日语询问,果然,为首的中村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现属吉林省白城市)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据说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中村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

(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是,董平舆见他的马匹高大,不是东北本地的马,并且这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退役军曹(等于现在的士官),一个喂马的白俄(此人精通中文、日语,兼做翻译,并携带有俄文版地图),一个带路的蒙古人向导,而且时值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行迹十分可疑,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于是便对他们进行搜查。

不搜不要紧,这一搜,吓了董平舆一大跳。我方从这4人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甚多、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董平舆检查中村的笔记、地图,才知道中村是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村手中的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际情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

(我军缴获的日军兵要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董平舆立刻认识到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于是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不好走为由,让他们在团部里暂住一夜,假意许诺等明天派兵护送他们回洮南,将这4人暂时稳控住;同时立即派人向在外巡防的关玉衡团长汇报。

二、中村的亲笔供述

关玉衡团长得到董平舆的消息,立刻快马加鞭回到团部,亲自对中村进行审问。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

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然而这个关玉衡团长,也是不得了,17岁即抱定守土保边的决心,投笔从戎。年,被送入东北讲武堂学习,与少帅张学良还是同学,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

由于中村一直不开口,关玉衡便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曾是日本陆军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日本陆军现役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当夜,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对中村的第二次审讯开始了。中村大约意识到自己罪责难逃,先是大放厥词:“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接着,竟然在审讯现场与三团士兵打斗起来。关玉衡本来不主张刑讯,见此情景,不得不大声喊:“捆倒了打!”一声令下,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面对众人,气焰更加嚣张,干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领疯狂厮打。直到站在一旁的关玉衡恼怒至极,“刷”地抽出战刀,中村才收敛了气焰,乖乖地供认其间谍罪行。关玉衡本以为中村这下老实了,谁料,借着在笔录上画押的机会,中村仍不死心,又与官兵厮打起来,甚至还试图夺去士兵的武器,没办法,三团官兵只好将其打晕在地……

谁也没想到,就在双方激烈厮打时,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了下来,掉落在地上。可惜,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审讯的官兵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更没有人想到,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

三、秘密处决日寇

年的旧中国,贫穷积弱。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外国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如果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董昆吾建议到:“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成立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各国领事馆,称“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却假冒农业专家进入军事禁区,证据确凿,理在我方,关玉衡和三团干部终于统一意见,下定决心,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这时,时间已是26日午夜12点30分左右,确切地说,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关玉衡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

(中村死后,日寇给予他特晋少校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带着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所在地向上级报告中村之事,同时,第一时间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罪证托人转呈给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

而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犯的事情,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再三严令之事,最终还是泄密了,并且还让这2位——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亲自出马了。

四、手表导致的泄密

(日军军用手表图片来源于网络)

导致泄密的原因,竟然是中村佩戴的那块手表。原来,中村被处决前困兽犹斗,在与三团士兵搏斗时手表掉在地上。然而恰在此时,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烟花之地,怎么能够藏得住秘密?不多久,日寇就得到了中村的手表在当铺的情况。

由于多日不见中村等人的消息,他的手表突然现身,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立即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将李德保引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最终,九一八事变就在各种阴谋背景下发生了。

五、曲折离奇的结果

 据年8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开所谓“中村大尉遇害”消息当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便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末了还不忘对媒体呼吁,希望能给中村“报仇”。

  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东京等地的军官为中村震太郎举行了远超过正常规模的葬礼。不久,日本又将中村事件改编成电影,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在种种鼓吹和煽动下,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学校、工厂、村镇,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鼓吹扩军备战,叫嚷要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驻扎在八日市的日本空军,利用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图文并茂,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图上却赫然画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地图上还公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旗上写道:“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9月4日,日本陆军省公开宣布:“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则采取第二第三种手段,根据近10天的发展,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9月8日,就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力主武力解决的陆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俨然已经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最终在日本的强力施压下,我方被迫进行了谈判,并且将关玉衡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然而当时的日本方面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在谈判桌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两天前,即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就在中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由此可见日寇的阴险狡诈!

(9月19日日军攻占沈阳于城墙上)

六、家破人亡,抗日不止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猛一股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翌年3月,日军天野旅团上田支队入侵宁安县城,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顺利躲过日军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车赴北平。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随后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休!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产党员。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民主人士”。

(关玉衡与儿孙合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当年抓捕中村的英雄之一,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竟然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陆随后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甚为悲惨;也说明了当汉奸走狗没有好下场。

而当时的团副董平舆则是先到锦州东北长官署当参谋,后又转到北平陆军整理委员会任职。后来又来到上海,被委任为蒲淞警察所所长,改名叫董昆吾。年日军攻占上海,董又前往榆林马占山部任职,继续抗日。解放后任政协委员和省参事室参事。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祯后来告诉董平舆说,日本驻南京的“大使”正在查他的下落。这足见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决策了。

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白辛同志亲题挽词,寄托哀思:“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壮怀激烈,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峰火始于足下。纠纠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

死何畏,恰得其时,环宇澄清,人间改色,喜碧海讴歌。江南归叟,勤修史册,效龙飞凤舞,历数晨星,挥毫论功过,黑水尘烟跃然纸上,彬彬文士,鞠躬尽瘁。放眼来日,安仰牡丹江畔。听松涛韵语,亦万古安然。”

七、结语

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间谍就开始为他们的野心在中国建立庞大的间谍网。日本著名的间谍组织乐善堂,曾用三年多时间调查写出《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三册共计多页,书中对中国的了解之详细,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清廷。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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